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广东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在赴京参会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开征集议案，同时提交了有关税制改革的议案，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教育附加费、堤围费等行政性收费和城乡建设税，他的微博“粉丝”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从零增加到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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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如果是所谓的“根本性规定”，那么，对于当今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其实就要直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根本性规定”。而这一命题，也正是本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有没有尝试着从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